长安三万里，诗赋九千篇。盖世乾坤作，孩童信手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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诗，道不尽的悲欢离合，书不尽的家国天下；诗，沉甸甸的民族精神志。

《长安三万里》，以安史之乱为背景，高适、李白之交为线索，从开元盛景到破败流离，从意气风发到心灰意冷，从山穷水尽到柳暗花明，描绘大唐风华的多姿图景。

青年太白，云游四方，潇洒豪迈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失意李白，叹世间繁华如梦，恰似昙花一现。圣上青睐，纸醉金迷，太白一醉，不知几时醒。朝堂凶险，人间道已穷，太白入道门。永王纳士，太白暮年，壮心误入，发配夜郎。天下大赦，千里江陵，一日即还。

李太白的人生经历真是悲喜交加、大起大落，方入天堂、又下地狱。而在起起落落中，太白尽显其“精神张力”。

纵观全片，他始终游走于入世与出世之间。李白一生中，儒释道似乎轮流“坐庄”。兜兜转转，他始终希冀能够“大鹏一日同风起”，实现他“九万里”的鲲鹏之志。然而，现实的失意，让他只好在出世的提笔挥毫、天马行空中“大展宏图”，在“高歌踏破”中一扫苦楚。但，诚如片中高适所称：“人生虽有憾，诗却更精彩”。

李白之人，豪放洒脱，处世不拘小节；李白之作，更是“豪迈奔放”的惊天之作。“谪仙人”兴致一来，要“欲上青天览明月”；没人陪着喝酒，就要“举杯邀明月”；遇到不如意，定要“直挂云帆济沧海”。为感谢汪伦的情谊，他把深千尺的“桃花潭水”都“搬”出来了，就连头发，那都是“白发三千丈”。

影片中的高适与李白之交，更是“朋友”之典范。从两人初见便“不打不相识”，到共往长安求功名，从青丝到白头，两人相扶相助。高适缺乏自信，李白则多加鼓励，李白迷恋歌舞，高适则呵斥制止。最令人动容的是影片后半段，高适拱手后骑马转身离去，但当程公公说到“我还有李白的消息”时，高适猛然回头，望眼欲穿，听罢李白大赦以及所作新诗后，欣然策马上路。朋友情谊，无关山高水远，只在天南地北的一丝牵挂。

片尾，暮年高适，辽原眺望，言道：“诗在，书在，长安就会在。”长安之为长安，不在朱门玉器，不在王侯将相，在诗的精神。在诗人们的笔下，无论“荣辱兴衰”抑或“高山大川”，所谱写的，不仅是个人的“酸甜苦辣”，更是民族的“起承转合”。

诗，不单是纪实的印记，更是精神的烙印。它存储着民族的生命体验，保留着民族的精神向往。读诗，看的是他们，照的却是自己。读诗，不是“知识性”的汲取，而是“超越性”的体验。透过诗，一方面，超越当下，突破时空的局限，我们体会到诗人彼时的“离合悲欢”；另一方面，超越个人，突破个人的局限，我们感受到民族集体的“情感交融”。

“奔流到海不复回”的千里黄河，岂非大梦人生的“白驹过隙”？“长风破浪”“会当凌绝顶”的气吞山河，又岂非低潮谷底的踔厉奋发？

“月出惊山鸟”所带来的刹那彻悟，纵越千年，请君侧耳，照旧“时鸣春涧中”；“采菊东篱下”所体会的怡然自得，横亘万里，请君抬首，仍是“悠然见南山”。

古时的情感，今日我们还在经历，古时的向往，今日我们仍在追寻。诗人，还在继续观察、体悟与想象，诗，这本民族精神志，也还要继续编写。

诗尚在，江山依旧，向云端，同去长安。

（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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